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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想要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但情绪化的呼吁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瞭望东方周刊》
当美国青年遇上中国“愤青”，会擦出什么火花？
这个夏天，12名美国青年来到中国，在他们的海外进修课程中，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中国“愤青”。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每年夏季学期都会有一门研究生课程—“中国当代传播”。这门课一般分两个阶段进行：先是在美国国内强化熟悉相关背景资料，阅读大量的指定材料和参考书；然后移师中国南京，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完成另外三个星期的课程。
2009年夏天，这门课程在南京的主讲人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吴旭。讲座的题目涉及中国新闻传播的各个方面，比如传统媒体架构、报业竞争态势、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网络民意与新趋势、中国电影业、中国形象塑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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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生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读的研究生，大部分专攻传播学、政府管理学和经济管理学。今年的班上共有12名学生，5男7女，平均年龄约28岁，一半的学生有媒体从业经验。在他们当中，有3名学生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分别是日本、爱尔兰和巴基斯坦；只有两人以前来过中国，且停留时间不长。总体而言，他们对于中国的很多情况，特别是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巨变，只是听说，并没有切实和客观的了解。
为通过这门课，学生们必须完成指定的阅读资料，提交两次阅读笔记，一篇书评，一份研究项目计划书和一篇20页左右的学期论文。两次阅读笔记的题目由吴旭教授指定，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中国“愤青”和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阅读分析报告。
中国的“愤青”现象，虽在国内偶尔还会“冒泡”，但似乎已经“审美疲劳”。而在美国新闻界、政界和学界，却是一个被高度关注的话题。
吴旭要求学生们在完成阅读笔记前，必须认真研读四份指定的论文和报告：美国《纽约客》杂志去年发表的一篇重头调查报告《愤青：中国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美国教授格雷斯的学术报告《中国的对日新思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克在2008年5月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报告《解剖中国当今的民族主义》，以及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骆思典的学术文章《中国的媒体与青年：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态度分析》。
他布置的作业是，在此基础上，学生还需搜寻相关的资料，写出一篇具有一定总结综述性的800字左右的阅读笔记，要求“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并且提供个人的评价看法。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美国人毫无触动
吴旭发现，无论是在课堂上的深度讨论中，还是在课后的阅读报告里，美国研究生们对于中国同龄人的“愤怒”，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给出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解读。
比如，要理解中国年轻人的愤怒，就需要有一定的世界和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但可能是因为美国建国历史太短的缘故，美国人更相信历史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死记硬背的。吴旭发现，中国人常讲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于美国人一点触动都没有—“毕竟美国本身就是由一群想要忘记历史的叛逆者建立的”。
“真是这样子吗？”“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为什么还要揪住不放地愤怒呢？”一些美国学生常常这样反问他。
美国学生的另一个评述角度，是关于中国的文化和民族心态。
在他们看来，当中国人作为个体出现的时候，最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反而显得心理承受力不够，敏感易怒。
他们看到，这里面，中国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是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中国刚刚崛起不久，还没有习惯被别人骂。像我们美国已经被世界骂了快一个世纪了，也就无所谓了。”“被别人骂是强大的标志，没必要愤怒的。”他们也这样劝解中国的“愤青”同龄人。
当然，也有认为中国的“愤青”是被政府“教育”的大规模量化产品。吴旭说，这种推理方式，放在5年前，确实让人难以辩驳，“中国整齐划一的教育体系，很难不让习惯了别出心裁、天马行空的美国人心中起疑”。可是，奥运会火炬传递时中国年轻人全球护送火炬、四川地震后同心协力的团结劲头，确实也震撼了美国同龄人。这些“80后”、“90后”的所谓“鸟巢一代”，很多都在国外学习或工作，有着接受所有新闻信息并做出独立判断的自由，对他们表现出的那种坚决、直接的激情和“愤怒”，美国青年也表达了正面的看法。
愤怒=不安全感+自信
在这样的碰撞和交锋之后，年轻的、大多数是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研究生们，开始走进了中国“愤青”的内心世界。
美国女孩阿德安·霍尔（AdrienneHoar）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来形容“愤青”心态：
“有一个人，他并不十分关注你，而恰恰因此，你却希望成为他的朋友。尽管对方缺乏兴趣，你还是紧追着他并渴望着他的尊重。你的追逐使你对那个人产生了一个难以抑制的愿望—要他回报你对他的兴趣。但这也同时导致你不再喜欢那个人，因为他没有能满足你的愿望。许多中国青年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情绪来看待美国的。”
她进一步分析说，处在东西方文化冲突融合之中的中国年轻人，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们想要过上美国电影里的那种生活，想拥有昂贵的汽车和衣服。但对西方文化的过分追求，带来了对东方传统的破坏。许多中国年轻人又因此讨厌这种对自己文化和身份的背离，渴望做回他们所认为的传统的中国人。”
有哲学和政治学功底的爱尔兰学生鲁莱·麦凯纳（RuaraiMcKenna）则从时代变迁的大背景来理解“愤怒”的来源：
“很明显，愤怒的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对西方了解的深入程度远胜过西方年轻人之于中国，这种愤怒现象也是多面的—是看似矛盾的不安全感和自信结合的产物??与早期的‘后毛一代’不同，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们既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西方的看法，又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及国家的鼓励下，获得了前人没有的自尊。”
他还敏锐地注意到，“愤青”现象也折射出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赤字”：
“尽管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在许多关键领域取得了进步，西方对于中国的描述却仍然停留在30多年前。这种不正确的描述，直接导致了这批未来中国和世界领导者们的愤怒、仇恨和怀疑。”
中国愤青要“准备好被世界的口水淹没”
与此同时，不少人也指出，这种“愤怒”情绪是幼稚甚至危险的。
来自“愤怒”主要对象国之一日本的学生小林洋子这样写道：
“日本的一些个人极端观点的快速传播，使得中国对日本反应过度，这是幼稚的。换句话说，极端的观点在日本是少数，它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日本人。概括而言，现在的情形是在网络上形成了双方极端力量和观点的对垒，而且网络技术的发展，让这些人更有可能团结在一起对付另一方。”
美国女学生米切尔·范德霍夫（MichelleVanderhoff）这样写道：“‘愤青’想要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但情绪化的呼吁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美国女孩辛西娅·皮埃特（CynthiaPiette）直言不讳：“我不认为美国人会因为中国的GDP数字高就尊重中国??中国‘愤青’们要准备好了，在他们崛起为世界领袖的过程中，可能会被世界的口水淹没。”
此外，相当一部分答卷，表达了对“民族主义”情绪扩大和蔓延的担忧。其中，鲁莱·麦凯纳这样说：
“总而言之，‘愤青’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因而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1世纪的世界是否稳定。然而，这代‘愤青’比过去一个世纪里的任何一代中国人，都接触和掌握更多的信息，这是我们谨慎乐观的一个原因。乐观是因为他们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理性思考的结果，且反映了他们的自尊；谨慎是因为这些批评是这样两种东西的混合物：对西方的敌意和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力量—民族主义。”
采访手记：
对于愤青，美国人有必要担忧吗？
本刊记者在采访和阅读问卷的过程中注意到，美国“知识青年”对于中国“愤青”的疑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愤怒”会不会演变成为纯粹的“民族主义”，后者在西方被认为有走向“纳粹”和“军国主义”的风险，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
二是中国的愤青现象是否源于国家“有意的”爱国主义教育。
对于第一点，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博士简军波明确对本刊记者表示：“以民族主义作为标签来概括所谓‘愤青’的特征，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就整体而不是以个体来看，中国部分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非侵略性的、扩张性的和进攻性的，往往是自卫性的、反击性的和防御性的，只是在自己国家受到别国的伤害之后才产生的一种本能的情绪。这种情绪与其说是民族主义，还不如说是爱国主义”。
他进一步分析说，如果这种自我证明式的解释无法说服国外友人，那么应该让他们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现在最乐于接受外国人来本国投资、学习和旅游的国家之一是中国，“即便是日本人，在中国也会受到欢迎而不是攻击”。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家栋也认为，“民族主义”的最基本定义，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凡是本民族的，就是好的”。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极端的排外主义，例如当年韩国人为了支持民族汽车业而宁愿买质量不怎么太好的国产汽车，也不愿意买外国车。这种现象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
“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接受世界来到中国，这些都是中国‘天下主义’世界观的现代版。”张家栋说。
对于第二个怀疑点，简军波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论述和爱国主义国民教育”，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存在国家操控爱国主义的话，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会这么做。任何一个国家需要民族自豪感和表达对国家的忠诚，“这不仅是权利，也是宪法义务”。
“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纠纷，但中国一直呼吁以和平方式而不是武力解决。中国对争议地区具有领土要求不是民族主义，你不能无知地将世界上所有陷入领土纠纷的国家都称之为民族主义国家。”简军波说。
他认为，说中国“自大”也是不合适的—“今天，中国在快速发展，这种发展带给每一个公民的自豪感是不需要掩饰的。”
张家栋则认为，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在整个东亚地区，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上升。“相比之下，韩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比中国更为强烈。”
不会愤怒的青年人，是没有远大追求的一代人。但是，只会愤怒而不懂得如何超越的青年人，又将会把激情变成一股摧毁一切的力量
2009年4月29日，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其华盛顿的总部，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愤青”的专家研讨会，主题是—“了解中国的‘愤青’：它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参加座谈的五位嘉宾，或是一直对这个问题关注追踪的美国大学教授，像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非常有名气的“中国通”斯坦利·罗森（骆思典），或者是曾对中国的“愤青”现象进行过深度报道的美国新闻人，像美国《纽约客》杂志驻京首席记者艾文·奥斯诺斯—他发表在2008年7月号上的长篇深度报道《愤青：中国新一代的“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者》，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被有关专家、学者甚至包括中国的网民公认为是一份“较客观、有深度”的纪实评述性调查报告。
座谈会的主持人李侃如博士是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邀助理，而给整个座谈作开场白的，是在世界华人圈内享有盛誉的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博士。
能容纳200人左右的会场，坐得满满的，很多是来自各类媒体的记者。有关这次会议的新闻报道和深度采访，散见于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主要媒体之上。
之所以重提这次会议，是想说明，国外媒体和舆论对于中国“愤青”现象的关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份热度，随着2008年中国如同“过山车”一般的大起大伏、大悲大喜，而持续发酵升温。
2009年春，中国国内一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一下子又把“愤青”现象推到了国际流行议题的前台。俗话讲，一人向隅，满座不欢；何况是中国这么一个想“韬光养晦”都不得机会的政经庞然大物，其“不高兴”的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关注归关注，讨论归讨论，但中国的“愤青”现象，正如当下中国面临的很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一样，都是很难被归纳、被简化、被定位的。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推翻定式的过程。从西方的思维模式和观察视角来看，中国被误解、被误读、以致被误判，几乎是必然的。虽然说真正的了解，往往是从误解开始的，但就中国的“愤青”现象而言，关键的不是西方如何误解了中国的“愤青”，而恰恰是因为有了西方的误解，才有了中国的“愤青”。
西方媒体总是不谈愤青为什么愤怒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愤青”现象时，有一个屡教不改的通病：“写”其然，而不“写”其所以然。
在尽情恣肆地描摹“愤青”们的激愤言辞、愤激举动时，国外“老记”们经常心照不宣地“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们到底为什么愤怒？也就是说，到底是些什么样的综合因素，才会使一批绝大多数还是莘莘学子的年轻人，变成了网上网下怒不可遏的“愤青”呢？
一次次的涉华外交冲突事件，当然是“愤青”怒潮澎湃宣泄的直接诱因和导火索；但是，这也只是表面浅层原因。真正给中国80后、90后等“新生代”营造了共同的失望、郁闷和愤怒情绪的，是中西方政治文化交往中无处不在的认知逆差，以及由此在青年人中激起的巨大心理期待落差。
什么是“认知逆差”呢？如同贸易逆差一样，中国一般知识阶层对于外部世界的整体了解，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程度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担心中国被“开除球籍”开始，到互联网出现后，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外一切“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像黑洞一般地汲取，使得中国公众那无形而巨大的“听诊器”，离世界的心脏并不遥远；与之相对比的是，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虽在过去几十年中有所提升，但基本上还是断裂的、滞后的，甚至极度误导的。
另一方面，从道德判断的层面，中国对于西方媒体、西方民意，以至于西方价值观，带有一种近乎不切实际的善意期待和追随情节。而令很多国人愈来愈幡然醒悟的是，原来西方媒体和隐藏在媒体后面那“沉默的大多数”，永远是“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
于是，随着知识逆差越来越大，心理的落差也变得越来越不可弥合。而这些，都是不可持续的。
要是放在一般的成年人身上，明白个道理，发两句牢骚，也就算了。可青年人就不会有这么好的城府和心理承受力。特别是，现在所有30岁以下的青年，都是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他们整个的成长历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复兴重振的大国，一路高歌猛进，几何级跳跃式增长。在中国愈见强大的背景下，是中国青年一代的超强自信，以及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与西方媒体里的中国，形成了刺眼的反差。
于是乎，年轻人本来希求被社会认可的焦灼心理，与整个民族希图被尊重认可的巨大饥渴，合流与共振，往往以一种冲关夺隘的激情和愤怒，在虚拟和实际空间中蔓延开来。
到底是谁在误解中国
“愤怒”的理由似乎很充足了，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总是血脉贲张地痛斥、倾诉、驳斥，对于民族心理的保养来说，也未见得就是好事。西方媒体和西方主流舆论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解、低估和不认可，甚至还有刻意的歪曲、丑化、妖魔化等等，细细想来，都不值得让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为此“不高兴”。
首先，跨文化之间的误解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常态性交互关系。改变一个国家国民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认知，绝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完成。且不用讲人类认知本身具有的滞后性、程式化和集体惰性，单就中国发展跃进本身的“史无前例”特征，已经让中国人自己都目不暇接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中国完成了西方国家五到十代人所走过的路程。希图别人能够“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来个180度的思维转弯，要求也未免太高了。
再则，换个角度看，到底是谁在误解中国？
从战略利益上讲，最安全的策略应当是让朋友高估自己的实力，而让潜在的对手低估自己的实力。既然西方的一味赞美恭维之辞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多重实际问题，同理，其出于各种心理而散布的阴暗诋毁之语，也伤害不到中国健康积极发展的根本。
其实，从“愤青”的现象扩展开去，我们民族在整体上要证明自己的急迫感，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失落和不平衡感，也还是“炫富心理”在作怪。究其本质，还是我们自己有很大程度上的不自信和不自知。
该怎样正确认识“民族主义”
“一腔热情”也好，“失去理智”也罢，过去十几年中国所出现的“愤青”现象，也着着实实改变了中国外交战略决策以及国民心理构成的固有框架。
西方评论家往往给中国的“愤青”群体，贴上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标签。虽然没有加上“极端”两字，但“民族主义”一词在美国政治话语体系中连带的“极端主义，种族主义，暴力扩张倾向”等暗示寓意，则是不言自明的。这本来倒也无关紧要。关键的是，我们自己对于“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进步意义不太清晰，生怕沾上了“纳粹”、“种族屠杀”、“军国主义”的恶名，总是忙不迭地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
其实，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的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完成其自我认知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当中。可以这样讲，不经过民族主义对一个前现代国家人民心灵的涤荡与整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无从谈起。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其实都是根植于民族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生成宣言。
中华民族虽历经5000余年，但其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的逐步确立成型，也仅仅是几十年前才开始的事情。民族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的充分交往过程中，通过他人的“镜中我”，而渐渐完善确立的。中国虽是文明古国，但其真正打开国门，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心态来拥抱世界的年限并不长。因此，作为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为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凝聚力、原动力和战略警觉。
被美国统领的西方舆论，凡提及民族主义，必挟带上二战期间德国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作为注脚。从政治学上讲，这种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位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这种提法又是别有用心的。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无一例外，必然经过民族主义对于国家自身定位的一次全面洗礼；但是，并不是任何民族主义，都必然会走向极端，从而引发民族间的冲突甚至世界战争。
这种刻意的模糊，其实是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另一个变种。
当然，民族主义所显现出来的群体激情，很容易在特殊的条件下，被特定的政治集团所利用，从而导致非理性的政局变动或是政策异动。这也是无数次被现代国际政治的实例所验证的。
过去几年中，中国先后出现过几波针对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诸如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后在美国使馆前的抗议活动，2005年在互联网上发起的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签名活动，以及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出现的抵制法国商品的活动等，都起到了凝聚民意、宣示民族权益、强化国家意志等积极和正面效果。但也不容否认，几乎每一次的群众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激或非理性的言行事例，反而给了国外各种势力以口实。
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无疑也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提高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和层面。全球化的一体化进程。它不仅使得资金、人员、信息、货物可以在跨国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也使得病毒、大气污染物、谣言、愤怒，在虚拟和实际的公共空间内迅速散播。
传媒环境的复杂化，更加剧了一国外交决策的联动性。关于民族主义，流行的说法是将其比作一把“双刃剑”—既能用来伤人，但挥舞得太剧烈，也可能造成自伤。其实，当网络民意以非理性的喧嚣，劫持平心静气的讨论的时候，网络民族主义更像是一个“没有把的双刃剑”，不仅易于伤人，而且无从把控疏导。
西谚有云，“通往地狱的路，是由一块块善良愿望的砖头砌成的。”一腔激情办错事的情况，倒确实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致命软肋。
这里，中国网络空间上对于“愤青”的三种解读，倒是很有借鉴意义。
原始的“愤青”概念，指的是那些“愤怒的青年”，有激情，有想法，不满现实，富于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往往显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言论胜于行动。
第二种是“奋青”，顾名思义，奋斗之青年也。这类人，不仅有理想，有责任感，而且脚踏实地，为自己和国家的长远目标，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进取。
第三种是“粪青”，也就是“粪土之青年”了。这种人拿无知当个性，以谩骂取代思索；一无所长却又鄙视一切，并用扭曲晦暗的心理解读社会，惟恐天下不乱。
凡此三种人，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每个人自有判断。只不过，躲藏在电脑的屏幕后面，鱼龙混杂的“愤青”群体，也确实让人真假莫辨。
“愤青”非中国所独有
“愤青”现象非中国所独有。
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也可以简化为各国“愤怒青年”为实现政治理想，谋取现实利益而与现存的国内、国际秩序进行磨合抗争的互动史。青年人本身的生理、心理特征，带有无可扼制的躁动，不安定和不确定成分，表现为一种集合性的“群体斗志”。在这里，“愤怒”就像氧气，而“青年”正好是可燃物，遇到好的火种，瞬间便可成燎原之势。
1946年出生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岁出头的时候也是一个“愤青”。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就参与和组织了多次反越战的游行。在个人生活上，也是极具反叛意味，在大学里还抽过大麻；虽然后来他强词夺理地辩称，“只是抽了抽，没有真正吸进去。”
同样，1961年出生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也应该算是一个“愤青”。因为对于自己特殊家庭背景和种族身份的彷徨、困惑，也经常喝酒、抽大麻，借以“把那些关于‘我是谁’的念头从脑袋里撵出去”。只不过后来，从自我定位的迷惘中走出来的奥巴马，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奋青”，走上了一条政治奋斗之路。
而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中，那些追随奥巴马的年轻助选团，为其站脚助威，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于前任政府的愤怒。其实，这些年轻支持者们，也是美国当代“愤青”的代表。
有一点可以肯定，出现“愤青”的国家，往往正处于深刻社会变动的进程中，而其年轻人承载了除去个人人格成熟以外，更大一层的社会和民族责任。可以说，最有自我感，同时也最有世界感的一代人，才会“愤怒”。
由此推论，我们一直以来引为中国新青年楷模的“五四”一代，其实也属于“愤青”的范畴。他们的愤怒和激情，曾经唤醒了一个民族蛰伏太久了的魂魄之声。
不会愤怒的青年，是没有远大追求的一代人；但是，只会愤怒而不懂得如何超越的青年，又将会把激情变成一股摧毁一切的力量。
期待“鸟巢一代”有实力、更平和
对中国新一轮风起云涌的“愤青”现象，国外的学界和舆论界，都是经历了一段手忙脚乱的调整适应过程的。特别是正式登上世界舞台的所谓“鸟巢一代”，刚一出场，就让很多自以为了解中国、笃信“历史终结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们，跌破了眼镜。
相当一批美国人，至今都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唯一“愤怒”目标就是要推翻政府，建立美国式民主。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很多时候自己反而成了“惹人愤怒”的对象。
纵观历史，其实在任何一个波澜壮阔、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点上，强大国家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对于整体命运和世界进程的强烈关注和把握。只要一个国家的青年人，真正找准了自我感和世界感，那这个国家的前程基本上已经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慷慨激昂的呼声和心声；也许，这一代年轻人眼中的“天下”，有着历史所赋予的不同寻常的视野。
从这个角度上说，评价现在的“愤青”，也许最好要等到20年以后，当这些“愤怒”变为平实和实力的时候。
（作者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凯特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
中美大学生关于“愤青”的交锋
中国越是想要其他国家的尊重，获得这种尊重花费的时间就越长。尊重是一种价值接受，过程缓慢且直到你应得之时才会获得，而不是自动给予的
《望东方周刊》针对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的观点，采访了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部分研究生，双方观点如下。
美国学生部分观点：
扎卡里·舍伍德（ZacharySherwood）
“中国年轻的、受过教育的和精通网络的一代‘愤青’民族主义者，是对这个国家的一种独特的挑战。‘愤青’们表达不满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压制中国的外部和外国势力身上。这种社会力量强大且不可预测，应当引起这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关注。”
约翰·尼科尔森（JohnNicholson）
“中国巨大的网民人数，使这种对于外部世界的愤怒情绪存在变成真正威胁的可能性。西方媒体很大程度上没有认识到‘愤青’运动的内在原因。因此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这个问题，以防在未来发生重创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冲突。”
苏姗·韦勒（SusanWeller）
“西方人的沟通方式通常是直接的、生硬的，不太考虑前因后果。然而，中国人的沟通则比较间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维护尊重、礼貌和解释背景方面，而不是直接的字面意义的沟通。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这种沟通方式上的直接与非直接的本质区别，导致了中国愤青会采取一些不必要的过激行为，去应对国际交往间的一些随意或非随意的言论。”
杰娜·穆瑞（JaynaMurray）
“民族主义对于你称之为家的那个国家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因素；但民族主义如果发展成一种对于其他国家的愤怒和仇恨，就不再健康了??中国越是想要其他国家的尊重，获得这种尊重花费的时间就越长。尊重是一种价值接受，过程缓慢且直到你应得之时才会获得，而不是自动给予的。罗马非一日建成，同样，中国只向世界开放了30年，因而获得尊重和理解都还需假以时日。中国将会成功，但作为一个国家，它需要更多的耐心。”
米切尔·范德霍夫（MichelleVanderhoff）
“在中国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以开放和透明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国内问题，而不是以民族主义分散注意力。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应对收入差距、环境问题等方面是无懈可击的（我可以举出美国在这些方面的一大串问题），因此不够公开就容易显得家长式保护。”
辛西娅·皮埃特（CynthiaPiette）
“中国近30年来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一种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信息断层。要使其他所有国家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肯定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觉得，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抱有敌对看法，是因为这些美国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关于中国缺乏文明、缺少人权的说教所致。只有持续不断地来自中国的新变化的影响，才能使美国人信服并改变现有的看法。”
艾哈迈德·沙（AhmedShah）（巴基斯坦裔）
对于中国的刻板观点是“愤青”情绪产生的背后原因—“愤青”是想让世界知道，现在中国处在其丰富的历史新时代。
现在，是中国年轻人以电子方式把观点向全世界传播的最好时机。如果足够谨慎、不那么极端，“愤青”可以作为公关手段，塑造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的认识。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特约撰稿夏自钊、窦奇龙
（日本人早就越过中国主张的东海分界线设立帝国石油公司开采点。而我们所谓现阶段暂停和日本谈判的春晓气田根本就没有越过日本人主张的分界线） 如果让一群无知的人来爱国，那这个国家早晚会完蛋的。如果我说撞船反而是一件好事，肯定又要有人破口大骂了，那么在骂之前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是东海协议吗？你知道马上要进行的东海问题第二轮谈判的内容是什么吗？这原本是关乎于国家领土和利益的重大问题，眼看在九月中旬就要进行谈判了，亏得撞船事件，才把这件事给引了出来。那么东海问题的谈判内容到底是什么？且不说这个政府根本就不给你这份知情权，你去了解的冲动都没有，还谈什么爱国？赶快一边好好学习去吧，爱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
要想爱国，首先要防止有能力卖国的人暗地里卖国。在中国，什么人才有能力卖国？回顾五四运动，当时的人们抓住了要点，知道把曹府给烧了，曹府里面住的是政府的官员，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卖国呢。新中国建立以后，民众从来都没有抓住这个要点，不信你自己细想想，被人们骂成是汉奸的人有哪个具备能力卖国？
先不说这个东海协议的内容，我们先从常理来判断一件事情，撞船以后，你想制裁别人会怎么做？一定会采取一个让对方受损失的行动。日本在有争议的海域扣留了我方的公民，中国为了惩罚对方出了这一招，打到了日本的痛处。那么推迟谈判怎么就能打到人家的痛处了呢？从常理来推论，这个谈判显然是对日本有利的，如果双方互利，显然制裁不了对方，那么如果这个谈判对中国更有利呢？推迟一个对中方有利的谈判来制裁对方显然很荒唐。这仅仅是从常理来推，显然不足为惧。多亏得这个撞船事件，让一个鲜为人知的协议浮出水面，当人们重审这个协议时才被吓了一跳，这个协议原来连谈都根本不该去谈，这本来就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
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春晓油田，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钓鱼岛。我们就先从钓鱼岛说起,介绍一下中日两国在东海争端的主要焦点：
一是钓鱼岛的领土争端，钓鱼岛现状是中国遵守搁置争议，日本违背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日之间达成搁置钓鱼岛的默契，擅自侵占了钓鱼岛。1972年周恩来提出钓鱼岛的问题由后代了解决，实际上就对这块领土的归属表达了含糊的概念。其实中日两国就东海划界问题上也持不同看法，中国坚持钓鱼岛面积小，无人居住，不能维持本身的经济生活，对钓鱼岛在东海划界中不应具有划界效力。而日本主张钓鱼岛有权拥有自己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并将其作为日本东海划界的基点。日本所谓的中间线其中一部分就是以钓鱼岛为中心基点，是偏西的中间线。领土归属问题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
二是东海划界的争议。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中国坚持大陆架自然延伸的原则，按这一原则，中日东海分界线应该在冲绳海槽附近。而日本坚持陆地距离中间线原则平分东海。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从基线量起350海里和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为200海里。而在东海中日两国海域最大宽度为325海里，最小宽度167海里，客观上造成了两国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部分重叠。受地理条件影响，中国也赞成依据公平原则，划分东海专属经济区，依据两国的海岸线，中国900公里，日本380公里，中日在这一区域的大陆架比为64.3比35.7。因依据的原则不同，东海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解决。限于篇幅，我们先不去讨论这个争议的区域问题，我们先说一个没有争议的概念，那就是春晓油田。
春晓油田位于宁波市东南350公里，处于上述争议区以外，毫无争议的中国领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增强，中国开始在东海无争议区进行石油开发，并取得成功。于是日本人便提出来一个极其无赖的说法，类似于当年萨达姆打科威特的理由，那就是地下的石油是连在一起的，你那边开采，把属于我的石油给吸走了。这就属于无赖的政府才能提出来这种歪理，当年美国人出兵推翻萨达姆，中国人还骂美国人好战，简直就是是非不分。
后来报应到自己头上了，日本学着萨达姆在春晓油田上也耍起了无赖，面对这种无赖的提法，中国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谈判，如果有一天日本人说大庆油田的石油也是日本流过去的，你是不是也要分日本人一块利益呢？拿这块肥肉混在争议海域去和日本人谈判就是丧权辱国的行为。
但是事实很残酷，2008年6月18日中日两国公布东海协议，双方将以七个坐标点的连线组成的区域作为共同开发区块，在共同区块中选择双方一致同意的地点进行共同开发。并同意日本法人按照中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有关法律，参与包括春晓在内的多个项目上的投资并按比例获得收益。什么是卖国？中国人整天动不动就开骂，告诉你，这就叫卖国。如果真正出卖国家利益的人你不去骂，整天吵吵嚷嚷，其实就是给卖国的人打掩护呢。
过去中国人抗日，为了争一寸土地要死掉成千上万的人。这次的船长没有死伤就防止了（或者说是减缓了）中国如此巨大的利益流失，放出来以后我建议将春晓油田原本让给日本人的利益奖励给他，或许够每天买一艘渔船的。我的意思是宁可让中国的公民得利，也不能让外国人得利。遗憾的是事实正好相反。
我们那么多人为了保卫钓鱼岛而日夜奋战，却有人把钓鱼岛以里的利益给出让了，保卫钓鱼岛行为我不反对，但是根本就没有抓住要领，你保了半天最后还是要被人出卖掉的。抗议日本抓人我更支持，但觉得更没用，哪位前领导人哪怕是学学那个花花公子一样的克林顿（都不敢提学人家卡特），包架专机把人接回来，那才有用。
春晓油田是由国资产公司所控制的，国有资产的概念使产权不明晰，产权不明晰导致责任不明晰，这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的圈套，那么就有人用这种产权不明晰的东西去换取自身的利益，尤其是在国际上换取政治利益。
中国几乎所有的资源开采项目都被国营企业垄断了，过去还有煤老板，现在私营的煤老板也不存在了，这样卖起国来或许更没有阻力了。其实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所有的国有资产都是属于全体民众的，春晓油田的资源应该中国百姓人人有份的，竟然宁可日本人来染指，也不让中国人沾光。
中国民间庞大的资金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只好用来炒房，结果把房价推得高高的压不下来，导致很多人没有房子住。不仅仅是春晓油田，所有自然资源都不该让外国人染指获利，想获利，那么就向阿拉斯加学学，给百姓分钱。
暗地里把这块石油资源的肥肉丢给日本人到底是为什么？有人能来解释一下吗？没有，没人给你来解释你也没办法吧？这就是一个某些人没有制衡的恶果。
新中国第一个重大卖国条约曝光：“东海共识”
据凤凰卫视9月9日节目报道，鸠山内阁上台后，中日将着手落实“东海共识”，日本将很快注资春晓气田，与中方共同开发。
“东海共识”是在我买办权奸完全违背人民的意志，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和发言权的情况下，伙同日本人搞的新中国第一个重大卖国条约，正是此“共识”（日本人称之为“协议”），使日本不费一枪一弹窃得我超过半个东海大陆架（几十万平方公里），并因此而巩固了对我钓鱼岛的侵占。从而大大鼓励了我周边所有邻国仿效日本与我无理争议，侵我疆土海权。我今日南海之危，正是东海对日妥协的结果。以后还会出现更多的南海共识！藏南共识！晕呼！这和当年的大东亚共荣！不是出自一个调子吗？
在当前我四面楚歌，领土领海全面危机的严重时刻，与日本落实丧权辱国的“东海共识”，必将大大恶化我周边安全形势，使我面临自抗日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
就在一周前，日本在我钓鱼岛海域公然抓捕我台湾渔民渔船，台湾执法海巡人员奋力抗争曾被一并抓走，如此恶劣的侵略暴行，我外交部居然连个抗议都没有。难道钓鱼岛不是我国领土？台湾渔民不是我同胞？就这么怕得罪日本人？！连个主权国家最起码的国格和原则都没有，比抗日战争中的汪伪政府还要软弱！这是中日友好，这是在鼓励日本向我扩张侵略！
过几天是国耻“九.一八”纪念日，“九.一八”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就是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必招致亡国危机！今天我们难道不是正在重蹈九.一八的覆辙吗？这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痛！
据说国庆阅兵可威慑窥我领土之敌，但十次阅兵之威也难抵一次丧权之耻。我对日本落实“东海共识”的举措将使我准备一年耗费巨大的阅兵毫无意义，反使他人笑我为怯懦巨人。外强中干，纸老虎。比在外挨打！在家打老的悍男还要可恶！
原则者，乃神圣不可侵犯之界限，而主权原则，更是原则中之根本。自弃原则乃自轻自贱，自古未有自轻自贱而被他人尊重者。
日本新执政者意图疏远即将丧失美元霸权及世界霸权的美国，这完全出于日本民族自己利益的考虑，犯不上以我巨大的国家主权利益相赠鼓励。自己不争气，却指望牺牲主权权益以夷制夷，此晚清李鸿章买办外交衰亡之道也！
日本一向崇拜强者，欺负弱者，我今丧失原则对其送上东海大礼，必将使中日关系更难相处，中日之间的矛盾反而会更加激化。自重自强方为他人所重，自轻自贱必为他人所轻。
我如此软骨岂能指望他人平等互利相待？今后的中日关系也必将仿效攀比现在的中美关系，鸠山和小泽中美等距外交之原构想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面对中国这块可轻易占便宜的肥肉，日、美还会重新结成共同掠夺瓜分中国利益的同盟。
以斗争求团结而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中日关系乃此真理之最好诠释。
今年据说维稳压倒一切。真想维稳就别卖国！卖国就一定会激起“五.四运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敢违背人民意志与日本落实“东海共识”者，必将同秦桧永跪西湖，受中华民族子孙万代诅咒唾骂！
违背人民意志的“东海共识”一日不废除，我东海主权就一日处于高度危险之中!买办内奸就早晚还要伙同日本人将其落实！并将因此而形成我最严重的民族危机。丧权辱国的“东海共识” 必须彻底废除！
原文：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dtw/archives/366703.aspx
自钓鱼岛撞船事件以来，最近网上又掀起了一股论证该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风潮。这钓鱼岛可能古代的时候还确实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到43年之后还是不是可就不好说了。如果你看过台湾热血保钓男马英九在“钓鱼台列屿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钓鱼台问题简析》，就会发现里面有一段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异常蛋疼的文字：
“二次大战后，罗斯福跟史达林想把琉球交给中国，但是中国觉得琉球当年是日本占领的，所以希望琉球独立。结果是先由美军先托管，以后再说。美军托管琉球时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划出托管区，而公布的托管区经纬度地图包含钓鱼台列屿，但是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却没有反应。为何会如此？有人立委质询过后来的外交部政务次长沈剑虹先生，他说是为了区域的安全，所以没有表示意见。”
不仅是马英九，在另一篇关于“钓鱼台列屿问题学术研讨会”的报导《争钓鱼台，国际法不利台湾》中，几位学者都提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蒋介石在二战时期主动放弃了琉球群岛的主权，并且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大陆这边同样有多篇文章提到，在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曾携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谈话，席间罗斯福询问蒋介石是否想要索回琉球主权，蒋介石却回答：“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两天后罗斯福再次确认了蒋介石对琉球的看法，在得到相同的答复后认定中方已经放弃了琉球主权。
大陆的网络上所流传的文章大多没有引用来源（只有一篇引用了张其昀的《开罗会议纪实》），但此说并非毫无根据。美国国务院出版的《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此书有免费PDF版：http://digicoll.library.wisc.edu/cgi-bin/FRUS/FRUS-idx?id=FRUS.FRUS1943CairoTehran）第324页“Chinese Summury Record”里便有如下记载：
“The President then refered to the ques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and enquired more than once whether China would want the Ryukyus. The Generalissimo replied that China would be agreeable to joint occupation of the Ryukyus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 and, eventually, joint administration by the two countries under the trusteeship of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收复澎湖列岛等失地，为何对别人双手奉上的琉球群岛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推三阻四？有人说这是因为蒋介石惧怕日本人，有人说美国人开的是空头支票，老蒋自己则向美方表示，不希望美国认为中国有在战后扩张领土的野心。这些观点从逻辑上来讲都有些说不通，个人认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http://www.infzm.com/content/6798）所给出的解释最为靠谱：
“根据1943年5月宋和罗斯福总统的谈话记录，宋子文正式提出过，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以后，中国要收回东北及台湾、琉球，罗斯福表示赞成。但是在同年的开罗会议期间，蒋向英美方面谈到琉球主权问题时，表示中国只要求参加战后和美国一起对琉球的管理，属于国际托管，不要求收回。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差别呢？我认为重要因素之一，是蒋宋关系在开罗会议前的史迪威事件中破裂了，蒋震怒之下，拒不见宋，不再让宋处理外交公务，宋无法出席开罗会议。如此重要的国际会议，外交部长却不能出席，岂非咄咄怪事？后来去的那些幕僚，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宋和罗斯福有过那样的谈话。”
根据吴景平的理论，可以想象出这么一副场景：蒋介石对于自己在开罗会议上要争回哪些领土，本来都是照本宣科，这时美方突然抛出一个计划外的琉球群岛，老蒋顿时手足无措。为了防止在罗斯福面前露怯，还得硬着头皮回答，于是乎什么“共同托管”、“没有扩张野心”之类的奇谈怪论都冒出来了——估计连罗斯福都觉得蛋疼了，所以才会反复询问。据说事后蒋介石琢磨着这事儿哪里不对劲，跑去咨询王宠惠，王宠惠说琉球群岛很重要，应该收回。蒋介石责问说你丫怎么当时不提醒我，王宠惠回答：“我作为委员长的部下，自然要与委员长保持一致。”蒋介石口吐鲜血，叮嘱王宠惠低调处理，大家假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这就不难理解后来美国划托管区的时候民国政府为何视而不见了。
不管是重大行政失误也好还是怎么回事也好，蒋介石放弃琉球群岛的事实可说是确凿无误。不仅是老蒋了，某台湾网友的考据文《为什么钓鱼台是日本的》（http://tw.myblog.yahoo.com/jw!ARR7CzOBSEbGZjQIIAbtkQ–/article?mid=1582&prev=-2&next=-2&page=1&sc=1#yartcmt）内引用了两岸大量的资料，充分说明了在蒋介石放弃琉球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根本没有将钓鱼岛视为自己的领土。例如1960年台湾内政部发行的地图里便没有包含钓鱼岛，1958年北京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地图和1965年台湾国防部与地理学研究所合编的地图里干脆直接将钓鱼岛标作日本领土。《日人民报》也在1953年发表文章，一上来就称琉球群岛“包括尖阁诸岛”，最后又说琉球“是和日本人民争取独立、民主与和平的斗争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会落到一个二战战败且军事力量受限的国家手中，它不是被人用武力抢走的，而是被我们自己像垃圾一样随手丢弃了。这钓鱼岛可能以前还算是中国的，但如今它毫无疑问属于日本，而且可以想见，只要日本人的大脑不像中国人一样抽风，以后它也仍然将是日本的一部分。人家一不偷二不抢的，谁叫你政府无能，只能自认倒霉。
两岸本来一直没把钓鱼岛当回事，一直到1968年，情况有变，在钓鱼岛突然发现了海量石油。于是乎两岸在同一时间完成了“地图开疆”的壮举，钓鱼岛也在一夜之间突然就他娘的“神圣”起来了。这就好像你穷困潦倒的时候人们都对你敬而远之，有一天你突然飞黄腾达，于是人们又一个个恬不知耻的过来跟你称兄道弟追忆过去了，两岸政府所扮演的就是这么个势利小人的角色。由此你也可以看出，政府成天宣传什么“领土问题诀不动摇、诀不妥协”，无非是骗骗老百姓，其实领土早就已经被他们明码标价了，哪天卖掉了当然也无所谓。周恩来当年就有言：“我们不要在这里为它（钓鱼岛）争论了。毕竟，在地图上，它们是你几乎找不到的几个小点。它们之成为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周围发现石油而已。”一个政府对待国土的态度都那么功利，对待国民的态度自然可想而知。
想想这日本人也是倒了八辈子穷霉，他们把我们不要的东西视为珍宝，结果态度决定一切，白捡了一个大便宜，谁知半道突然杀出两个死皮赖脸的流氓。有人说我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是软蛋外交，其实等你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再回头一想，原来共同开发的提法简直就是缺德冒蓝烟，就好像日本人说：北京到底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目前尚有争议，但我们不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无怪乎日本不愿意就钓鱼岛问题展开谈判，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好谈的，你敢派船过来，我就敢抓你船长，爱咋咋地。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振振有词的说：国际政治本来就是这样，没有道德，只有利益！在一个能往婴儿奶粉里掺三聚氰胺的国家，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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